晶报记者 吴建升 实习生 刘佳玲
1982年6月，一个中年男人从东北长春到遥远的西南成都出差，不幸病故于成都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他的死引起广泛关注，因为他是蒋筑英，中国最优秀的光学专家之一。
他的死让中国人蓦然发现，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被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可依然活得那样辛苦，“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倒挂”现象，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２７岁研究成果引专家惊叹
1938年，蒋筑英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普通家庭。1956年他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研究生。在导师的指点下，他选择了光学传递函数的研究课题。
1965年，年仅27岁的蒋筑英，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研制时间只比发达国家晚一年多，引起日本专家的一致惊叹。上世纪70年代，中国彩电复原技术落后导致成像颜色失真，蒋筑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成功攻破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蒋筑英在“文革”中饱受排挤，但他总是说，他的一切，都是党赋予的，是党给了他上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
在荣誉面前他又推又让
1979年10月，组织上派蒋筑英去德国进修。在德期间，他每天都省吃俭用，一年后回国，他用省下来的钱，为研究所添了一台打字机、一台录音机、19台计算器以及一些紧缺的光学部件。
在研究所里工作的时候，熟识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的蒋筑英，在翻译自己需要的文献资料时，遇到对别人有帮助的资料他都另纸译出，给有关的同志送去。他是所里有名的义务资料员，只要在图书馆查到和谁研究有关的资料，他都会工工整整地誊写清楚，送去给那个人做参考。所里同事都知道蒋筑英热心，因为找他咨询问题的人太多，他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
实在太忙了，蒋筑英就用硬纸做了两个圆盘，一个写着自己的行踪放在办公室里，方便别人找到他，另外一个带在身上，提醒自己一天的日程。他帮助同事修改论文却不允许别人发表时提他的名字，与他人一起的研究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时，他推荐同事去参加会议并作报告，把荣誉让给别人。
1979年所里决定晋升蒋筑英为副研究员，但他将机会让给了一位老同志，直到1982年所里又一次推荐他时，他才接受。
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1982年6月13日，蒋筑英替一位有急事的同事出差，从长春飞往成都。14日，身体不适的他对同事隐瞒了病情，强忍病痛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来到南光机械厂检测设备。
当天晚上回到住处后，蒋筑英发高烧，同事急忙将他送到医院，但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1982年6月15日17时零3分，蒋筑英在成都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部的一张病床上停止了呼吸，年仅43岁。
蒋筑英去世后，人们走进他的家，才发现一个十几平米的空间，挤着一家两代四口人。他甚至连一张自己的桌子也没有，那些至今还有人在受益的科研成果，是他掀起床单、在床板上俯身完成的。在他的追悼会上，光学泰斗王大珩说：“他是科技界的雷锋。”
蒋筑英的离去，引起社会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在党中央的关心下，中国知识分子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简介
蒋筑英
蒋筑英（1938-1982），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普通家庭，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又考取著名光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年仅27岁的他带领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文革”期间，他仍然没有放弃科研工作，与导师王大珩成功攻破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1982年蒋筑英晋升为副研究员，曾担任中国光学学会会员、吉林省光学学会常务理事。同年6月，他隐瞒病情到外地出差，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于成都，年仅43岁。
□专访
他这辈子活得值
——访蒋筑英遗孀路长琴
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自幼丧母，随哥嫂长大。1963年，路长琴高中毕业后在长春光机所当实验员，后经人介绍与蒋筑英相识并结合。
蒋筑英去世后，路长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委员。在担任政协委员的20多年里，她写过20多份提案，2002年写的《关于改进长春市居民楼道环境的建议》，曾在长春市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楼道革命”。
8月20日，已退休在家的路长琴（以下简称路）接受了晶报记者专访。
晶报：您和蒋筑英同志相濡以沫10多年，是模范夫妻，能谈谈你们早期的婚姻生活吗？
路：我和蒋筑英是1968年3月26日结婚的，婚后女儿路平、儿子路全相继出世。上世纪70年代，我和筑英的工资加起来才100元出头，还得资助老人和弟妹。工作10年了，筑英连手表都没戴过，当时最时兴的的确良衬衫，筑英也没穿过。他有钱就买书，因此孩子穿的衣服，大都是用我和筑英穿过的旧衣服改的，而且路平穿小了，又给路全穿，只有过年了，才能买上一两件新衣服。
晶报：在那个年代里，你们家是怎样的住宿条件？
路：那时，我们家住房很小，也就是11平方米多一点儿。孩子小，一家四口还能凑合，难凑合的是隔壁有个公用厨房，装了10个火炉子，有5个靠着我家的墙。最难忍的是冬天，炉子灭了，重新生火时，满屋冒烟，直往我家里灌，呛得我们和孩子直咳嗽，淌眼泪，筑英只好默默地把孩子领到外面，等烟散了才回屋。那些日子虽然艰苦，但平凡而充实。
晶报：蒋筑英同志平常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路：筑英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子女，告诉他们，一个人应该有信仰，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过好生活，还要对社会负责。筑英16岁时，父亲因被错判进了监狱。当时，他正在读高中，父亲的入狱如一块重石压在他心上。他几次要求入团，却因父亲的问题没有被批准，见同学一个个入团了，他不知哭了多少回。可他仍在不懈地追求，终于在1956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筑英告诉孩子，是崇高的理想使他战胜了命运中的坎坷，战胜了挫折。在筑英的教育下，两个孩子从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和积极上进的好习惯，学习用功，有事业心。我们可以告慰筑英的是，家人们都过得很好。女儿路平是大学教师，儿子路全也是一名地税干部，双双建立了幸福的家庭，而且都有了孩子。我身板硬朗，平时帮儿女照顾一下孩子，忙忙碌碌，儿孙绕膝，日子充实而又开心。
晶报：平时在单位里，你印象中的蒋筑英同志是个什么样子？
路：他是个热心肠，什么活儿都揽，谁的事儿都管，同事开玩笑都称他“不管部长”。去世前四天，他还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文革”中有人整他，可他当上代主任后，毫不记仇地把出国学习的机会给了这个同事，用他的话说，这个同事出国学习将对所里的科研工作更有帮助。
晶报：蒋筑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作为他的爱人，您如何看待他这一生？
路：他这一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对待同事热情真诚。离开人世20多年后，还有那么多人记得他。筑英这一辈子，虽然短，但活得值。
